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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王羽佳和王昊辰和格拉夫曼
格拉夫曼选择年轻的中国学生
“其实，中国钢琴学生与其他国家的钢琴学生一样，只是中国的钢琴学生太多了，而且好学生也很多。在选择学生的过程中，我除了选择有才华的学生外，在同等条件下，我会选择年轻一些的学生，比如郎朗跟随我学习是13岁，王羽佳是15岁，张昊辰是13岁，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同时学东西都很快，接受能力快的学生就会有自己消化和潜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
郎朗与格拉夫曼：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现在的郎朗是不是表演太多了？但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他一直都很努力。”2009年，郎朗在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恩师、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
回忆初次见到郎朗表演时的情景，格拉夫曼至今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准备报考柯蒂斯音乐学院，按照规定，必须由本人现场试演，可他先寄来了一盘参加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录影带，他的表演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坚持要由他本人来现场演奏，那天，他选了一首肖邦的作品，表演得很好，于是很自然地就成为了我的学生。”如今郎朗的音乐足迹，几乎踏遍全球，无论在美国的白宫还是在德国世界杯，他用不断的钢琴表演坚持着“以演代练”，由此也引起了不少非议当记者让格拉夫曼给目前声名鹊起的郎朗再提点建议时，格拉夫曼主动提及这一话题，他坦陈，郎朗在各地表演的机会的确越来越多，容易让人产生疑问，现在的他是不是表演得太多，“但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他一直都很努力，学得也很快”。
张昊辰与格拉夫曼：
2009年第十三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
2005年3月前往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入学考试，在全世界115名优秀钢琴专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最好的成绩获得在场大师及专家的极大的欣赏，使其成为16名参加考试的专业学生中唯一被录取的中国选手。学院所有的老师（共6位）都将其作为第一学生人选。最后他被美国著名的钢琴大师、钢琴教育家、柯迪斯院长格拉夫曼（郎朗的老师）收为了弟子。
在格拉夫曼精心培育下, 张昊辰在短短的9个月中学习了大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完成了四首协奏曲及四场独奏音乐会（每场90分钟）曲目量的学习任务。他的表现令见惯了钢琴天才的格拉夫曼也深感震惊，称其为“最杰出的天才”！
“到深圳师从但老师是我学琴的转折点，他对我的音色、乐句的细腻提出了很高要求，让我对音乐的敏感和把握有了质的变化；而格拉夫曼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领悟力，他布置的曲目量非常多，让我在短时间内学到了很多曲子，并一步步在其中寻找自己的风格。”年仅15岁的张昊辰说起自己两个恩师的不同风格时头头是道。
格拉夫曼曾对媒体记者说道，“张昊辰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很爱读书，读的书也很多，凡是他要弹奏的作品，他都会把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弄清楚，而他在克莱本钢琴比赛上演奏的贝多芬晚期作品相当有讲究。”
王羽佳与格拉夫曼：
2002年，15岁的王羽佳获得美国阿斯本音乐节协奏曲组大奖。之后王羽佳搬到费城，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跟随Gary Graffman继续学习钢琴，并于2008年从柯蒂斯音乐学院毕业。
格拉夫曼是郎朗的老师。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格拉夫曼的身上集合了钢琴教育家、演奏家等诸多身份，他广泛地结识各方面的人脉，认识很多著名的指挥、经纪人。他在音乐上，更在事业上给予王羽佳强大的推动力。
格拉夫曼是开启王羽佳艺术生涯的一把钥匙，王羽佳说他现在八十高龄了，但还在演奏音乐会。事实上，王羽佳听他的音乐会比听他的课要多。格拉夫曼的音乐会都非常精彩。格拉夫曼秉承了俄罗斯学派的伟大传统。在教学上，他并不在具体的音上细扣，而是给王羽佳一个风格上的指导。王羽佳也像所有贪婪的学生一样，从各个方面汲取营养。
美国犹太裔钢琴大师格拉夫曼是郎朗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老师，本身自己也是俄国钢琴大师霍洛维兹门下弟子，从17岁开始跟随钢琴大师霍洛维兹学习长达七年之久。在采访中，格拉夫曼曾经说过，“能够师从霍洛维茨是我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种缘分。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我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
格拉夫曼4岁开始演奏，7岁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后长期担任顶级音乐学院柯蒂斯的院长。钢琴家郎朗、王羽佳、王昊辰都是他的门下弟子。许多的中国老一辈钢琴教育家，都受到过格拉夫曼的教学启发。因此他被称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启蒙者之一。
1979年，格雷夫曼的右手不幸受伤，虽然他不得不因此减少了演出，而这却为他创造了舞台之外辽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出任美国著名的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
而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也仍然不断尝试并与世界各地的乐团合作演奏一些值得称道的左手钢琴协奏曲。在他停止用双手演奏之前的三十年间，他留下了无数的录音资料。除了钢琴，他还乐于收集亚洲艺术（曾来中国大概30次），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还曾经在80年代出版回忆录《我真是应该练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
“其实，中国钢琴学生与其他国家的钢琴学生一样，只是中国的钢琴学生太多了，而且好学生也很多。在选择学生的过程中，我除了选择有才华的学生外，在同等条件下，我会选择年轻一些的学生，比如郎朗跟随我学习是13岁，王羽佳是15岁，张昊辰是13岁，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同时学东西都很快，接受能力快的学生就会有自己消化和潜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
郎朗与格拉夫曼：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现在的郎朗是不是表演太多了？但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他一直都很努力。”2009年，郎朗在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恩师、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是说。
回忆初次见到郎朗表演时的情景，格拉夫曼至今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准备报考柯蒂斯音乐学院，按照规定，必须由本人现场试演，可他先寄来了一盘参加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录影带，他的表演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坚持要由他本人来现场演奏，那天，他选了一首肖邦的作品，表演得很好，于是很自然地就成为了我的学生。”如今郎朗的音乐足迹，几乎踏遍全球，无论在美国的白宫还是在德国世界杯，他用不断的钢琴表演坚持着“以演代练”，由此也引起了不少非议当记者让格拉夫曼给目前声名鹊起的郎朗再提点建议时，格拉夫曼主动提及这一话题，他坦陈，郎朗在各地表演的机会的确越来越多，容易让人产生疑问，现在的他是不是表演得太多，“但我觉得，他现在做得很好，他一直都很努力，学得也很快”。
张昊辰与格拉夫曼：
2009年第十三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
2005年3月前往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入学考试，在全世界115名优秀钢琴专业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最好的成绩获得在场大师及专家的极大的欣赏，使其成为16名参加考试的专业学生中唯一被录取的中国选手。学院所有的老师（共6位）都将其作为第一学生人选。最后他被美国著名的钢琴大师、钢琴教育家、柯迪斯院长格拉夫曼（郎朗的老师）收为了弟子。
在格拉夫曼精心培育下, 张昊辰在短短的9个月中学习了大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完成了四首协奏曲及四场独奏音乐会（每场90分钟）曲目量的学习任务。他的表现令见惯了钢琴天才的格拉夫曼也深感震惊，称其为“最杰出的天才”！
“到深圳师从但老师是我学琴的转折点，他对我的音色、乐句的细腻提出了很高要求，让我对音乐的敏感和把握有了质的变化；而格拉夫曼对我最大的要求就是领悟力，他布置的曲目量非常多，让我在短时间内学到了很多曲子，并一步步在其中寻找自己的风格。”年仅15岁的张昊辰说起自己两个恩师的不同风格时头头是道。
格拉夫曼曾对媒体记者说道，“张昊辰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很爱读书，读的书也很多，凡是他要弹奏的作品，他都会把作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弄清楚，而他在克莱本钢琴比赛上演奏的贝多芬晚期作品相当有讲究。”
王羽佳与格拉夫曼：
2002年，15岁的王羽佳获得美国阿斯本音乐节协奏曲组大奖。之后王羽佳搬到费城，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跟随Gary Graffman继续学习钢琴，并于2008年从柯蒂斯音乐学院毕业。
格拉夫曼是郎朗的老师。他是一位神奇的人物，格拉夫曼的身上集合了钢琴教育家、演奏家等诸多身份，他广泛地结识各方面的人脉，认识很多著名的指挥、经纪人。他在音乐上，更在事业上给予王羽佳强大的推动力。
格拉夫曼是开启王羽佳艺术生涯的一把钥匙，王羽佳说他现在八十高龄了，但还在演奏音乐会。事实上，王羽佳听他的音乐会比听他的课要多。格拉夫曼的音乐会都非常精彩。格拉夫曼秉承了俄罗斯学派的伟大传统。在教学上，他并不在具体的音上细扣，而是给王羽佳一个风格上的指导。王羽佳也像所有贪婪的学生一样，从各个方面汲取营养。
美国犹太裔钢琴大师格拉夫曼是郎朗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的老师，本身自己也是俄国钢琴大师霍洛维兹门下弟子，从17岁开始跟随钢琴大师霍洛维兹学习长达七年之久。在采访中，格拉夫曼曾经说过，“能够师从霍洛维茨是我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种缘分。霍洛维茨教会我最多的，就是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我不会强制灌输他们这个应该怎么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情绪，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
格拉夫曼4岁开始演奏，7岁进入柯蒂斯音乐学院，后长期担任顶级音乐学院柯蒂斯的院长。钢琴家郎朗、王羽佳、王昊辰都是他的门下弟子。许多的中国老一辈钢琴教育家，都受到过格拉夫曼的教学启发。因此他被称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启蒙者之一。
1979年，格雷夫曼的右手不幸受伤，虽然他不得不因此减少了演出，而这却为他创造了舞台之外辽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出任美国著名的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
而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也仍然不断尝试并与世界各地的乐团合作演奏一些值得称道的左手钢琴协奏曲。在他停止用双手演奏之前的三十年间，他留下了无数的录音资料。除了钢琴，他还乐于收集亚洲艺术（曾来中国大概30次），是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还曾经在80年代出版回忆录《我真是应该练琴》（I Really Should Be Practi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