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定义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他曾被誉为俄罗斯音乐史上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但也有西方乐评人因为他大部分创作生涯与前苏联政治相关而质疑其艺术性，这种争议至今余音未决。本文为《新京报》2006年对乐评人、肖斯塔科维奇研究专家曹利群的采访，时值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周年。曹利群认为，西方对肖氏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第七交响曲轰动世界后，肖斯塔科维奇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从专业角度，你怎样定位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作曲家的独特价值？
曹：他晚期的作品偶有无调性的成分，那是有特殊的情感要表达。他写的曲子可以优美得不得了，毫不逊色于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然而他没有写那么多这种曲子，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人民在流泪、流血，他写不出来。.

肖氏的成就在西方评论界是有争议的。
曹：西方严肃音乐圈对肖斯塔科维奇并不看好，他们认为他是在斯大林特殊政策下，创作方法受到意识形态很大限制的作曲家。而只把他在1936年、没受到批判前的作品看成是天才之作。我不大赞同这种观点，西方评论界是在拿一个纯粹现代主义技法含量的标准来苛求他。实际上老肖是“戴着镣铐跳舞”，恰恰因为所谓创作环境的约束，造就了他极其特殊的音乐表达。他是在夹缝当中做一种人生阶段性的妥协，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延续创作。

中国乐迷对肖斯塔科维奇是否有天然的亲近性？如果有，是为什么？
曹：有，这种“亲近”主要来自中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传统教育。

今天我们再听肖斯塔科维奇，有什么新的意义？
曹：虽说中国人有景仰俄罗斯文化的传统，但真正能从里面耙梳出苦难文化来的不多。俄罗斯的整个19世纪就两个字：“受难”。从拉吉舍夫说过“我的灵魂因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以来，俄罗斯就不断有苦难文化的代言人出现，他们给人类留下了一大笔“苦难财富”。从现世意义来说，肖氏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直面苦难。

从前工业化时代到互联网突飞猛进的今天，人类似乎一切都唾手可得，年轻人的文化嗜好似乎让人觉得人类的灵魂正在飘起来。我认为无论人类走到哪个历史阶段，灵魂都是不能飘起来的———那便会物欲横流。并非说非要回到苦难的时期，是我们都需要不时听到这些声音，它们能让灵魂在苦难的记忆里得到净化、提升和抚慰。

肖斯塔科维奇流传到现在，你认为他能跟贝多芬、莫扎特一样永恒吗？
曹：现在的趋势是，越纯粹的音乐，没有情感的指向性，不为任何音乐之外的元素触及的音乐才是最“高级”的。而特定历史时代印记比较深的艺术家，局限性会大一些。当歌舞升平时，贝多芬、肖氏就凉快去了。海顿也好、莫扎特的前期创作也好，他们都是为宫廷服务的。但莫扎特真正触动大家的东西，最能照见他人性的——隐隐可见一种苦痛，是含着泪的笑。

那老肖的音乐是什么表情？
曹：他脸上是很深的忧郁，笑也是苦笑。你不会在他脸上看到泪，他的泪都在心里。